中医药文物保护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药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基本精神，结合“国家重点医药卫生文物调研”所掌握的实际情况，从中医药文化遗迹和文物保护的实际出发，课题组提出以下具体的保护建议。
　　一、抢救修葺保护重要医药文化遗址
　　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医药学在其五千年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不可胜数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如不抢救修葺，则随时都有毁坏淹没的可能。因此，建议将下列遗址列为专项，注资研究修葺，以恢复其本来面目，同时妥善加以保护。
　　1．北京唯一仅存的清太医院遗址：
　　位于北京平安大道北侧临街的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111号明珠聚龙宫餐厅和113号居民大院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始建的太医院遗址，距今已有百年余历史。太医院大堂虽已拆建，但仍见当年的基石。二堂及东西厅房均保留着原建筑。据考证，此遗迹是目前中华大地上仅存的一处太医院遗址。该遗址虽历史不长，但它作为仅存的太医院遗址，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建议投资修葺，积极申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之所以认为上述遗址是仅存的太医院遗址，有以下理由支持。一是：据笔者考证，太医院始设于金代，隶属于宣徽院，其长官称“提点”，正五品。北京是金中都，其中太医院之方位目前尚无考明，更未发现其遗址。元因金制，仍设太医院并隶属宣徽院，秩正二品。其院址目前尚未考明。二是：明代太医院始建于明永乐后期。其址在大明门（清时称大清门，在前门内，现已拆除）东的东郊民巷西口路北一带。清前中期太医院仍沿明址，稍有修葺。晚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为使馆区，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衙署必须迁走。太医院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宅第应差。此后不久，太医院又移至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又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今地安门东大街北侧111号、113号）另建新署，三年竣工。此址辛亥革命后，改用为私立两吉女子中学，后又改建为北京三十二中工厂。现在临街偏东部分已建有“明珠聚龙宫”餐厅。沿餐厅西侧小胡同向北深入50米有东、西两个小院，即原太医院的二堂和东西侧的“首领厅”、“医学馆”及其他建筑，现已住满了居民。综上所述，该处遗址是我国仅存的太医院遗址。因其是独存且资料丰富故有修葺保护之必要。其历史文化价值自然十分珍贵，建议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2．浙江瑞安“利济医学堂”
　　利济医学堂位于浙江省瑞安市城关镇（现为安阳镇）。2000年10月4日，我们前往瑞安，根据文献记载与现代研究，对利济医学堂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认真研究，反复论证，一致认为利济医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新式中医学校。
　　利济医学堂创办于光绪十一年（1885）。主要创始人陈虬是当时中国改良派重要代表人物。学堂以“道济群生，泽衍万世”，“借学堂为造就人材之地”，“以冀将业勉成国手，方不失上医医国之旨”为宗旨；运用西方办学制度，传授传统中医理论；借鉴先进教学体制，制订《习医章程》、《学堂教条》等制度，实施股份办学；教学内容分普通课和专业课，并自编《利济讲义》、《利济语文课》等教材；采取灵活的教学方法，开辟临床实习基地，设置生药局和鲜药圃，吸收有专长的优秀中医人才任教；1897年创办《利济学堂报》，开展中医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培养了医治白喉的专家陈葆善等优秀中医人才300多人。利济医学堂集教学、医疗、科研、管理为一体，在中医学界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以后的中医学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利济医学堂除瑞安本校外，还在温州、瞿溪、平阳等地设立分校、分院。拓办《利济学堂报》，北京、上海、南京、汉口、福州、杭州、温州等省内外（包括港澳地区）设立分馆、发行站达69处，对浙南地区及其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我们考察了学堂建筑，其布局合理、规划科学，前有校舍、医舍，后有中草药圃，形成中西医药融合一体的风格，是一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并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很好的保护，建议列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陕西耀县药王山
　　陕西耀县药王山，原名五台山。唐代末期，因孙思邈隐居此山而改称药王山。该山在南北朝时期，曾是佛教活动的山林。唐以后，便逐渐成为纪念孙思邈的胜地。药王山除药王大殿这一主要建筑外，尚有很多造像、遗迹、石碑、楹联等文物古迹。医药文化内涵丰富，历史沉淀厚重，可示文物古迹300余处，其规模之大，品味之高是世界少有的。建议系统研究，深入发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4．北京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位于北京大栅栏，为乐梧冈于1669年所创办。清朝时期，为清宫制造“御药”，300多年来，名称不变，事业稳步发展，成为中国民族产业的佼佼者，也是中医药学造福人类的有力佐证。建议系统总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5．其它：除上述几处文化遗产外，河南南阳医圣祠、安徽亳县华祖庵、湖北蕲春李时珍陵园等都可积极创造条件，相应提高保护挡次。
　　二、利用中药保护古医籍字画
　　中医药文物种类很多，纸质医类古医籍、字画品种多，藏量大是一个显著特点。因此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药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所规定的保护方法外，建议大量使用中药对纸质类文物进行保护。
　　1．医籍、字画的存量分析
　　纵观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作为中华文化主要载体的古籍、字画浩如烟海。但受中国社会离乱、统一、再离乱、再统一客观历史进程的影响，图籍或聚或散，缺乏恒久性的收藏承传。一般来说，盛世修典，图籍大增；乱世毁书，散佚严重。自隋人牛弘考察古籍忽聚忽散提出书之五厄后，唐人封演、宋人洪迈、元人（宋元之交）周密、明人胡元瑞等都对中国典籍之聚散情况作过系统考察，给今人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整个典籍中，医药典籍相对具有特殊性，其主要标志是很少受到政治性毁书之影响。如秦始皇焚书时，诏令“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医药书籍与人的健康相关，历代统治者都没有苛意去焚毁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存清以前古籍10余万种，而医籍则几乎占1/3比例。《中医国书联合目录》对全国各省（市）、各大学的113个图书馆调研编目，收载中医古籍12124种。全国地县国书馆、民间收藏的中医古籍目前尚缺乏系统调研；流散海外的中医古籍也没有完整编目。估计流散毁损的情况还十分严重，因此，需要加大保护力度。尤其要在保护措施上有所创新。
　　2．加强芳香燥湿类中药在书画保存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有学者报道芳香燥湿类中药在防虫、燥湿方面的应用，包括在纸质类书画库中的应用。芳香燥湿中药一方面可抑制菌虫生长繁衍，另一方面可以除湿，维护湿温环境。据传统文献记载，燥湿类中药主要指消除体内湿邪，而在体外有无燥湿功能，且减少湿度与治疗中的燥湿是否为一回事，都需要作深入研究，但这是应该提出并建议专门立项研究的课题。
　　三、医药传统技艺的发掘和保护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除留有数以百万计的文物、文献外，尚蕴藏着非物化又区别于专利或知识产权的传统技艺。如中药炮炙工艺、组方规律、针刺手法等。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技艺，非一时一人之专利，又没有实物遗存，但又确实存在。若概括以专利或知识产权，应该是一种民族专利或国家知识产权。对这些问题需要多学科合作，如文物界、中医药界、专利技术界、知识产权局等相关部门联合研究，深度发掘，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措施，否则，技艺的外流比文物外流的后果更加严重。
　　四、尽快抢救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医药卫生文物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汇聚成的大家庭。中医药卫生文物自然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医药卫生文物。通过这次文物调研，课题组成员深刻认识到：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强身健体、防治疾病方面都创立了本民族的医药体系，也都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重视发掘和保护这部分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各少数民族多半生活在祖国的边疆地区，交通尚不发达，专人前往调研多有不便。可是，民族地区医药卫生文物藏量大、自然毁损较为严重，尤其随着西部大开发步伐的加快，对藏、蒙、傣、维、壮等人口较多的且相对聚居的民族医药卫生文物保护，必须通过当地文物部门配合才能事半功倍。本次调研限于时间和人力、物力，依据相关文献为主，实地考察为辅。虽然实地考察地并不多（主要是新疆、内蒙等地），但实践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即少数民族地区医药文物藏量远远大于相关文献记载，尤其民族民间民俗文化遗产更给我们开阔了思路。因此建议科技部应立项对少数民族医药卫生文物进行系统调研，发掘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