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馆藏文物探析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是华南地区首屈一指的科技史类专科博物馆，馆藏文物丰富，在对外展出中多次得到各级领导、海内外参观者的高度评价。利用这些文物，我馆除进行常规展览，成为对内进行医学史教学的基地和对外宣传我校中医药成就的窗口外，还开展了必要的科研工作，以进一步挖掘有关文物的历史和医学价值。现将我们整理馆藏文物的初步成果和有关问题，试述如下。
 
      1 馆藏医史文物分类概述
 
      1.1中医古籍类馆藏中医古籍近千册。其中，有不同朝代版本的古代经典，如：清·仿景宋刻本《黄帝内经素问》、清·咸丰宋山阁校本《黄帝内经·灵枢》、清·同治庚午郡双白燕堂陆氏藏板《伤寒论》、后书钞阁藏本影印《新修本草》、清·光绪当归草堂医学丛书《颅囟经》、清·光绪乙酉夏(1885年)据明万历二十四年(1586年)刊本重校本《本草纲目》、清·乾隆年间绿荫山房藏板《针灸大成》、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刊本(1742年)《医宗金鉴》、清·道光丁亥年刊本(1827年)何梦瑶序郭元峰著《脉如》等。
 
      1.2金石碑帖类金石，谓古代金属、石碑上所刻的文字，拓印流传下来即为碑帖。中国自古有勒铭纪功的传统，流传下来的金石文字非常丰富，致在有清一代，金石竟成显学。馆藏金石碑帖中，一类是古代医书、药方的碑文，这实际是另一种形式的古籍。古代镂诸金石的医学内容，多是为补印刷之不足以广流传的，其中一部分是面向民间的验方，立方简洁，用药廉，其代表者如洛阳龙门药方，馆藏有全套拓本。龙门药方是洛阳龙门石窟发现的，刻于一窟之中，存方百余首之多，国内外多所机构均已开展研究。然由于我国文物保护尚未完善，原药方洞多年来已有所损缺。我馆所藏全拓本由宋大仁先生早年搜得，其价值弥足珍贵，我馆与外单位合作已初步考证出本拓本的时代及源流［1］，正待与国内外同行进一步合作整理。其他还有如桂林石刻医方照片，是反映中医学从中原向岭南传播的珍贵资料。另一部分则是古代医学校作为教材的重要文章，为供学子日夕揣摩，故立石公开。国内最著名的是宋代太医院王惟一的《新铸铜人针灸腧穴图经》，原件立于北宋大相国寺，与针灸铜人并为国宝，及靖康之变，金人捲此二宝北返幽州，下落不明，孰料千年之后在北京城郊发现此碑残石!现馆藏有此残碑拓片及据之补充完整的全文，与针灸铜人复制品一起陈列于第二展室，历尽沧桑，雄视今古，足为中医药千年不衰之见证!馆内独家收藏的另一件同类碑拓，则是清代广东越秀山炼功图，原石为道家传授人体脏象和气功修炼知识的教材，现已毁，借拓件而传，碑中图文涉及道家内景以及气功修炼与月相、节气、十二消息卦的种种关系。我馆曾有前辈对碑中图文进行初步考释［2］，但此碑深邃意旨及实用价值仍未能尽透，是我馆以后研究的重点内容。类似的还有清·白云观内经图拓片等，均是珍贵的中医脏象和气功史料。
 
      馆藏医史碑帖的另一类是古代医家的墓碑、遣址拓片(如李杲、李时珍、葛洪、宋慈等)，古代书法家有关医药的碑拓(王献之地黄贴、北魏温泉铭等)，还有殷商“病”字甲骨片及拓文，汉瓦当“延年”拓片，古代医生行医招牌拓片等，从各个方面直观地反映了中医药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
 
      1.3器具实物类医史器具实物，有陶瓷、青铜器、玉石、甲骨、瓦当、铜镜、军持、药盒、古猿人头骨、砭石、针灸铜人复制品、药用葫芦、熏炉、陶俑、医用仕女像等。这些是古代中医药活动的实物见证。陶瓷类为馆藏大宗，与医疗卫生保健有关的如：历朝研药钵、杵多套，如清代“研石捣金”药钵；宋代“神仙瓶”，十二时辰、十二生肖药瓶全套，清代各式鼻烟壶等。这些古陶瓷，单就其艺术和历史价值而言已极为珍贵难得。
 
      馆藏其他实物如各种石器时代磨制的砭石，反映了针灸起源的原始面貌，在教学参观中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玉石类则有玉针、玉含、玉眼罩、玉钵、玉杵，古人以玉石能防腐，多作随葬饰物，还以玉研粉、研浆服食或敷用，我馆曾进行“玉与中医药文化”的专题讲座，结合马王堆女尸解释防腐的真正机理，介绍玉石的美容、镇静等功效。馆藏实物中另有两件牙雕裸体仕女卧像，曾有人认为无医学价值不宜布展，实际上，它是古代医学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在古代由于男女授受不亲，男医给上层妇女诊病之时，除舌脉外不能直接触诊、切诊，给正确全面诊察疾病带来很大局限，不知何代医生触动灵机，以像代人，由病妇或其侍婢于像上指点相应部位，使医者得确定病位，协助诊断［3］。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医学在古代受礼教思想束缚的程度。
 
      1.4字画手稿类馆藏医家墨迹、字画手稿之丰富，颇受国内同行殷羡。医家墨迹，著名者有宋·苏轼养生论卷(影印本)，清薛生白书法，清·何鸿舫、潘蔚处方笺，近代陈存仁、丁福保处方等，其中前人处方，多兼记病状，文笔简洁，立方精练，常有同学抄回深研。画则有如宋·王择端清明上河图医药活动局部放大临摹图、清·章太炎墨荷图、清·王晋绘叶天士像，元·王履绘华山图，清·徐大椿像、傅山像等，以及宋大仁先生手绘中国医家系列图幅。图像拓片则有汉代武梁祠黄帝、神农画像拓片，汉·两当山扁鹊像拓片，苏州石刻天文图拓片，宋·平江府图拓片等。在此介绍两件珍品。一是清·王晋绘叶天士像。此件传为真迹，画面古松苍劲耸天，松下正中叶天士一袭长袍，捻须微笑，白鹤相倚，童子侍侧，境界高逸。作者王晋是清代著名画家，所绘人物又是医界不世奇才，更加上藏画者宋大仁先生当年遍邀医界、艺术界名人题咏，计有刘海粟、叶恭绰、马叙伦、陈邦贤等十六位，装裱画周，成为画精、人杰、字稀的三绝珍品。就此画，上海历史博物馆郭若愚先生曾亲临我馆考证，提出重要见解。
 
      另一件珍贵图像应属宋·平江图拓片，宋·平江府即今苏州市，本图为宋代苏州城市地图，刻石流传至今。在医学史上，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除新中国外最为重视中医发展的政府，首次设立翰林医官院、校正医书局、和济局、惠民局等一系列政府机构推动医药研究，首次给医生以大夫、郎中、教授等官衔，宋代医风蔚然大盛。宋代此幅地图中，难得地保留了当时有关医疗机构的设置：在平江府府门右侧，有“医院”、“惠民局”两处标志。其意义，一是作为“医院”一词出现的最早的实物标志；二是医药机构与政府机构相邻，体现了当时官立的性质和尊医的时尚，医史价值极大。
 
      1.5岭南地方医史文物类经多年积累，目前我馆已成为岭南医学文献收藏中心之一，所藏文献，有何梦瑶、潘兰坪、郭元峰、邱熹、陈飞霞、何克谏、程康圃、杨鹤龄、张公让等岭南大家的中医著作；有最早在岭南出版的中译西医著作原本，如《西医略论》、《全体新论》、《西药略释》、《医理略述》、《西医内科全书》、《妇科精蕴图解》等，这些著作，在近代西医传入中国的早期起过积极的作用；馆藏还收集了大量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创办、近现代名老中医的有关图文资料。在此基础上，我馆大力开展岭南医学史和岭南医学的研究，目前已承担省校各级有关课题4项，发表有关论文多篇和专著多部。
 
      2 对医史文物的思考
 
      在对以上馆藏文物的整理研究过程中，结合我国其他综合或专科博物馆医史文物的情况，引申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2.1医史文物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在中国各个自然科学门类中，中医药学是唯一以原生状态存在并发展着的学科，其在科学技术史上的意义不言自明。但这种意义目前看来并不尽为一些人、甚至是一些科学技术史工作者所认同。这与当前自然科学知识界一统西化的大背景有关，在目前对古代天文历算、物理数学、建筑冶炼、农业畜牧业等学科的研究中，无一不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阐释、还原的工具，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局限在现代科学能够解释的范围内，其他则多被归到贴着“迷信”标签的一角。对于中医药学这样一门现代科学尚不能提供注解、但又活生生地呈现着实用价值的学科，自然科学界有意无意地保持缄默，包括各地博物馆也很少收藏医史类文物。1998年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为牵头单位，在香港、广州等地巡回展出的“中国科技文物展”中，就没有中医药科技的文物。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遗漏，并非没有合适的选择，比如宋代针灸铜人，完全可以按文献及后世制品复制出来，并可以进行腊封灌水，然后针刺的演示，相信对民众极具吸引效果，这在目前我馆陈列的石膏复制品已引来众多围观即可推知。就中华文化而言，医史文物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比同样是复制出来的司南、地动仪、记里鼓车等更具东方文化代表意义。而对于中医界，以中医药的卓著疗效为后盾，利用医史文物向世界更多地宣传中医药科技文化的成就，更是责无旁贷的重任。
 
      2.2从医史文物“读”中医特点从现存的医史文物探究，可以“读”出某些中医药学术的特点，如：
 
      得神遗象——医学本来是研究人体科学的，对人体进行观察是必要的研究途径。但在古代，除《内经》有所记载外，自汉代以后人体解剖几成绝响，因为中医已形成精、气、神、脏象等不完全依赖于解剖观察的概念。中医人体结构知识不够发达和精确，解剖活动严格禁止，这与西方维萨里、达芬奇等人舍生忘死偷行解剖的执着精神大相殊异。中国古代人物绘画、雕塑中也同样是以写神为主。这种“得神遗象”的特点虽然并未影响中国艺术与中国医学的成就，不过在医史文物中，应该承认带来了一些不足。如在中医各科之中，针灸是对人体局部定位有相对严格要求的一门，但现存各种古代针灸铜人，现在看来均存在比例不合，体表标志不明显等弊病，很难说可以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重道轻器”——从前面的文物可以看到，医史文物中以书籍字画多，医疗用品少，与医疗技术有关的器械尤其少。各式药瓶、葫芦、药盒、药囊与研药工具并无特殊，脉枕也无甚技术因素，前面提到的医用裸女像更是不值得骄傲的历史物证。算来对临床有影响的只砭石→九针一系的演变而已。这与西方医学极大地依赖显微镜、手术刀、听诊器、体温计等器械有明显区别，体现了中医“重道轻器”的特点。中国古代华佗已开创了手术治疗，但后人认为“上古治病，原有割皮解肌、湔肠涤胃、针灸敷涂等法，后世圣人神明于药，遂代其法而专用方药”。［4］以“方药代诸法”的结果，是外科大手术等渐趋湮灭，到今天，我们对华佗所用的麻沸散、手术器械，及缝合、止血、消毒的措施等情况已无从推断，使得华佗类似于一个传说人物。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静默陈列的医史文物，既有辉煌历史的光彩，也有礼教桎梏的遗憾。收藏好、利用好医史文物，记述中医药成长的岁月留痕，为中医药学术和教育大发展提供镜鉴，医史博物馆有理由成为传扬中医药文化的丰碑。
 
      参考文献
 
      ［1］张瑞贤，等.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8；(7)：300。
 
      ［2］黄柳泉，等.新中医1982；(6)：52。
 
      ［3］李师郑.世界医学史话.台北：民生报社1980；23。
 
      ［4］陈定泰.医谈传真.清·光绪十五年绿云仙洞藏板。
 
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广东，510405) 郑洪 罗英 贺小英